赵海均25万亿地方债托不起中国梦钻铣床

赵海均：25万亿地方债托不起“中国梦”

赵海均：25万亿地方债托不起“中国梦”2013-11-13 15:30:49 来源：紫城观察分享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其中最明显最易感受到的变化莫过于城市的扩张，道路变宽了、高楼大厦变多了、汽车变多了……然而少为城市也为规模的扩张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近日，有媒体披露，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的湖北省武汉市，不断提升城市定位、不断加码城建规模，政府已是债台高筑，2013年和2014年这两年每天需偿还约1亿元的债务；而山西省大同市在“名城复兴”运动中，政府已为此背负了超过百亿元的债务，工程大规模停工，仅大同魏都新城一个小区，政府欠工程款就达3亿元之多。而从今年7月底以来，一场力度空前的全国地方性债务审计正悄然进行，近日有望接近尾声。业内人士预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性债务的调查结果也将出炉，预计此次债务规模高于2010年的10.7万亿元。渣打银行在15日发布的报告称，此次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可能达到21.9至24.4万亿元，占GDP的38至42%，接近当前官方估算值的两倍。更有专家估算，地方政府的显性和隐性债务合计已经高达25万亿，大约占到GDP的50%。

其实像武汉、大同一样遭遇造城瓶颈的城市不在少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个空前浩大的“新城”开发、“造城”计划充斥着各大城市的规划蓝图，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上海从仅有松江新城，到发展9座新城的“1966”四级城乡体系；深圳龙华新城、光明新城、体育新城、东部新城；天津滨海新区；重庆空港新城；杭州钱江新城和下沙新城；广州珠江新城等等。

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曾经对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说，按照中国地方城市发展战略，中国有5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大概要建500万座各种楼宇，还要建5万座摩天大楼。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对12个省区的最新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其中沈阳要建设13个新城新区，武汉也规划了11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随着一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原有的城市承载力达到极限，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寻求新的城市生长点理所当然，但是城市发展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以损害群众利益和牺牲历史人文与未来发展为代价。

你追我赶的造城运动正带来一系列问题：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后续资金跟不上，从新城美梦到烂尾噩梦，比如内蒙古清水河县曾计划斥资60亿元建设5平方公里的新城，十年过去，收获的只是连绵烂尾楼；由于拆迁安置不到位，引发的暴力冲突不断；新城在资金的堆砌下，在形式建成了，却变成了鲜有人居住的“空城”、“鬼城”，比如鄂尔多斯投资50亿建造的康巴什新城，32平方公里的城区常住人口不到3万；在大拆大建中，城市厚重的人文正在消失，历史建筑与一座座城市自己的生活方式被连根拔除，“旧貌换新颜”中换来的只是“千城一面”，没有历史文化个性，都穿上了洋马褂，不只是使城市的历史根系不复存在，城市的天际线也变得陌生；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脱离实际建设宽马路、大广场，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耕地减少过多过快。据统计，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19.51亿亩，到2008年减少到18.2574亿亩，12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1.2526亿亩，耕地保护形势越发严峻。为了造城不惜违法违规，一些地方在新城建设进程中，违法违规现象突出，多表现在土地征用、补偿发放等环节，主要是因为建设新区存在使用的上万亩土地绝大多数没有经过国务院审批的问题，采用的也是“蚂蚁搬家”的报批方式，分批次报批，这样就“规避”了国务院审批，凡此等等。“造城运动”往往会演变成这样一种怪胎：一方面，它以“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获得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从而给割断城市历史文化寻找到了理由；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权力“经营城市”和商人“经营房地产”的结合，使得被拆除的人们和需要居住空间的人们被抛弃在暴力面前。

为什么出现人为的造城呢？从本质上讲，与病态的公共治理逻辑和城市化理念不无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很多官员动不动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动不动都要大手笔、大战略、大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和业绩考核有关。当下工业招商竞争激烈，想以此快速拉动GDP增长困难重重，但通过新城开发，可以轻松带动基础设施投入，促进房地产业发展，短时间内就能实现GDP的大幅增长。新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政绩很容易显现出来。即便后来发现决策有误，新城成了烂摊子，已经升迁的官员也不用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所以大多地方官在新城建设上都充满热情。二是城市的市长、书记像走马灯似的换，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格局，导致城市发展缺乏连续性、长期性，一个人上去可能就改变过去的许多做法。三是我们公众、城市老百姓对(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病态的公共治理模式，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经常会出现劳民伤财的现象。四是各地对中央的城镇化政策理解有偏差。城镇化绝不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它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更偏重于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开发。五是财税体制的局限。在目前财权事权相割裂的分税财政体制中，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省级；事权则分散在地方政府。新区”建设变味，也在于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近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2.69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0%以上。地方政府需要依靠经营性用地出让取得资金，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支出。通过大规模造城来拉动地价，获得更多财政收益，成为很多地方的选择。而实际上，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不仅侵蚀了土地收入，更使不少地方政府债务累累。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结果显示，两年来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了12.94%，债务率最高的城市债务余额是当地综合财力的两倍多。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债的重要“靠山”——土地出让金却出现下降。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的阶段，城镇化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发展契机和经济增长点，但是，城镇化就是造城吗？作为一种外在的物质形态，城市当然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和城市群是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以拔苗助长的形式规划并且打造出来的。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个城市群来说，它们都是中国的“风水宝地”，物产丰富，自然灾害少，适宜人居，对人口有相当高的吸附力，城市也就逐渐出现。在这三个地区的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积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城市的版图都迅速对外扩张，以至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群。由此可见，城市群的出现，是市场发展的产物，如果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城市是发展不起来的，城市群更不可能出现。

城镇化应该以“造城运动”为戒，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只见楼盘不见人的“造城运动”，不是以人为本的新区建设，老百姓不需要这种劳民伤财的新区建设。正如专家所言，城市新区建设，要兼顾环境、产业与人口的协调发展，尤其应该以人为本一切都应着眼于解决城市居民的社保、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一切都应该为了城市居民工作、生活得更好。否则，无论是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的畸形化还是对民生投入的挤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都是中国社会无法承受的伤痛！这样的发展方式也很难托起新时代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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